冬日的清晨六点，天还没亮透，县财政局家属院里静得只有枯枝被积雪压断的脆响。
我站在二单元101的门口，呵出一口白气，搓了搓快冻僵的指关节，然后轻轻扣响了那扇掉了漆的绿木门。
笃，笃笃。
三声，两短一长，不急不躁，却带着一股子不容拒绝的意味。
门里传来拖鞋趿拉的声音，过了好半天，门缝才欠开一条缝，露出李会计那张睡眼惺忪又透着警惕的圆脸。
“谁啊？大清早的……哟，苏干事？”李会计看清是我，本来不耐烦的脸皮瞬间抽动了一下，眼神往我身后飘了飘，确定没人跟着，才把防盗链卸下来，“这么早，是有急事？”
我没急着说话，先侧身挤进门缝，顺手把一包硬壳红塔山塞进他那个满是茶垢的搪瓷缸子里。
这烟是这年代的硬通货，一包顶普通工人两天的工资。
“老李，我不跟你兜圈子。”我把公文包放在那个铺着蕾丝垫布的五斗橱上，从中抽出一张昨晚熬夜写的《军属生产组临时周转说明》，又把那份带着副县长潦草签字的批文压在上面，“这是王秘书的意思，红星组那边缺个启动资金，想走咱局里那笔‘民政应急款’的账，四万七。”
李会计刚想去拿烟的手猛地缩了回来，像是被火烫了一样。
他眼珠子瞪得溜圆，连睡意都吓没了。
“苏干事，你开什么玩笑？”他压低了嗓子，声音都在发抖，“那笔钱是死账！说是应急，其实就是那几年留下来的烂摊子，谁动谁死！这要是查出来，我这饭碗还要不要了？”
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我那张手写的说明往回推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我没接，只是扶了扶鼻梁上冰冷的镜框，盯着他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睛。
“老李，饭碗这东西，有时候你不动，它也得碎。”
我身体微微前倾，把声音压得更低，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：“周振国昨天向革委会递了个条子，说是有人举报财政局去年那三张去省城的差旅票，报销名目和实际不符。听说……那时候你正好刚给老家盖了新房？”
李会计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辩解却发不出声。
那是1981年的旧账，那时候财务制度乱，大家都在浑水摸鱼，但他胆子小，也就贪了那么点砖瓦钱。
可在这个严打的风口浪尖上，这点事儿足够让他进去蹲几年。
“周振国这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”我语气缓和下来，带着几分诱导，“但要是红星组成了全县乃至全市的拥军模范典型，这笔‘应急款’就是雪中送炭的政治觉悟。到时候，王秘书那边记你一功，这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谁还会去翻？”
李会计死死盯着桌上那张薄薄的纸，额头上的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。
他在权衡，一边是近在咫尺的举报信，一边是赌一把的政治投机。
屋里的挂钟咔哒咔哒地走着，每一秒都像是在敲他的心。
终于，他咬了咬牙，手颤颤巍巍地拉开抽屉，摸出一枚私章。
“苏干事……这可是你说的，王秘书默许的。”他盖章的手都在抖，红印泥蹭到了纸边上，像是一抹刺眼的血迹。
“放心。”我收起文件，拍了拍他那还在发抖的肩膀，“这笔钱，最多半个月就回笼。到时候，你是功臣。”
中午十二点，废弃锅炉房。
阳光透过破碎的窗玻璃照进来，那一捆捆的大团结堆在厉野用砖头垒起的桌子上，散发着一股令人眩晕的油墨味。
厉野点了三遍。
他那双拿惯了枪、布满老茧的大手，数钱的时候竟然异常笨拙。
“四万九千八。”他抬起头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，那是兴奋过度的表现，“咋还缺二百？”
我手里正拿着个小本子在记账，头也没抬：“那二百我扣了。”
“扣了？”厉野眉头一皱，那一瞬间的匪气又冒了出来，“你拿去喝酒了？”
“留着给你下次行贿用。”我合上本子，语气平淡，“这笔钱的每一分去向，哪怕是买个螺丝钉，或者是给看门大爷买包烟，都必须记在账上。这二百块，我也给你列了个名目——‘市场调研公关费’。”
厉野愣了一下，随即嗤笑一声，抓起一把钱塞进那件破旧的军大衣内兜里：“苏砚，有时候我觉得你比纪委那些人还恐怖。这钱还没花呢，你就把坑都填好了。”
“不填好坑，咱们迟早把自己埋进去。”我站起身，“走吧，那个上海佬的卡车在县郊等着了。”
交易地点选在一片枯死的杨树林里。
那上海佬是个精瘦的中年人，穿着件呢子大衣，眼神比猴还精。
看到钱的时候，他也没多废话，指挥着两个伙计把那三麻袋化纤边角料卸了下来。
这种料子在上海是垃圾，但在现在的松岭县，这就是金子。
回程的路上，我们雇了辆驴车。
厉野坐在那一堆像小山一样的麻袋上，嘴里叼着根草棍，随着驴车的颠簸晃悠着腿。
风刮在脸上像刀割，但他似乎感觉不到冷。
“哎，苏砚。”他突然开口，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。
“嗯？”我坐在车把式旁边，紧了紧围巾。
“那可是四万多块钱。”他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“你就这么放心交给我？就不怕老子卷款跑路，去南方逍遥快活？”
我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那张脸上有硝烟熏出来的沧桑，有底层打滚沾染的戾气，唯独没有背信弃义的狡诈。
“你要是跑了，赵卫国他们今晚就得去睡桥洞。”我转过头，看着路边茫茫的雪原，“你不是那种人。再说了，你要真跑，我也能把你抓回来。别忘了，我是干什么的。”
厉野没说话，只是低低地骂了一句“操”，然后从怀里掏出那块心爱的上海牌手表，对着太阳光晃了晃，嘴角咧开一个久违的、真正的笑。
当天晚上，红星锅炉房灯火通明。
缝纫机的“哒哒”声像密集的雨点，几乎要把那摇摇欲坠的房顶掀翻。
我坐在角落里，就着昏黄的灯泡，在一本泛黄的账本上奋笔疾书。
那是《捐赠物资使用台账》，我必须把今天那笔巨额现金支出，拆解成几十笔看似合理的“设备维修费”、“运输补贴”、“技术咨询费”。
每一笔金额都控制在三百块以内，这是财务审计的警戒线。
而在我身后，厉野正光着膀子，脖子上搭着条毛巾，指挥着一群女人裁剪那些花花绿绿的边角料。
“都给我盯仔细了！”他吼着，声音沙哑却充满力量，“拼接的地方必须对齐，线头都给我剪干净！咱们做的是给人穿的衣裳，不是糊弄鬼的纸钱！”
第一批五十件棉袄在凌晨两点完工。
花色杂乱，但针脚细密，摸上去厚实得让人心安。
每一件棉袄的领口内侧，都绣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：“红星互助组·自产自用”。
这是最后的护身符。
次日清晨，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，突然播报了一条简讯。
“本县红星军属互助组，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，向县敬老院捐赠冬衣三十件，展现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情……”
这稿子当然是我写的，昨晚半夜塞进了广播站通讯员的门缝里，顺带夹了一张两块钱的“润笔费”。
锅炉房门口，厉野看着那辆装着三十件棉袄的三轮车远去，眉头拧成了个疙瘩。
“三十件啊……”他心疼得直嘬牙花子，“那可都是钱。”
那是成本，也是买路钱。
“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”我站在他身边，看着那些还没散尽的晨雾，“这三十件衣服送出去，周振国就算再想找茬，也得掂量掂量这‘拥军优属’的大帽子。”
厉野没接话，只是转身走到那一堆还没送走的棉袄前，那是剩下的二十件。
他沉默地扛起那个大包袱，没往仓库走，而是径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“干什么去？”我问。
“送礼。”他头也不回，声音闷闷的，“那几个烈士嫂子家里都没柴火了，孩子冻得直哭。这衣服卖不上价，给她们暖暖身子。”
他走得很快，那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倔强。
我看着他消失在巷子口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这就是厉野。嘴上说着心疼钱，心里却装着比钱更重的东西。
回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九点。
我刚坐下，屁股还没热，那种熟悉的、针扎一样的刺痛感再次袭来。
脑海中的“档案馆”又一次自动翻页，一张泛黄的旧档案在虚空中缓缓展开。
那是1958年的《松岭县军产移交明细表》。
我的目光死死锁定了其中一行极不起眼的小字——“原抗联被服厂三号仓库，含地下防空洞设施，暂由县供销社代管……”
供销社代管？
我猛地合上档案，心脏剧烈跳动起来。
现在的红星组就在那个废弃锅炉房，而那个锅炉房的位置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正是在当年三号仓库的地面上方。
如果那份档案是真的，那么厉野现在的脚底下，可能踩着一个让他足以翻身、甚至能把周振国炸得粉身碎骨的惊天秘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