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：周六晚上 21:15
地点：急诊科主任办公室
办公室的灯只开了桌面上那盏旧台灯。光线昏黄，勉强照亮堆满资料的桌面，将房间其余部分留在柔和的阴影里。
苏清媛把最后一本病历放到桌上时，林砚正好推门进来。他换了便服，深灰色的棉质衬衫，袖子挽到肘部，手里提着一个医院的白色塑料袋。
“你吃过了吗？”他问。
“还没。”苏清媛揉了揉眉心，“不饿。”
林砚没说话，把塑料袋放在桌角，拿出两个一次性餐盒。一盒是食堂的炒饭，另一盒是青菜和几块清蒸鱼。
“先吃饭。”他把炒饭推到她面前，“边吃边看。”
苏清媛看了他一眼，没拒绝。她打开餐盒，炒饭还是温的，青菜的色泽有些暗淡——食堂晚上八点后的菜总是如此。
林砚在她对面坐下，也打开自己的那份。两人安静地吃了两口，苏清媛拿起最上面的一份病历。
“这个，四十六岁男性，急性髓系白血病M5型。”她的声音在食物的咀嚼间隙里响起，“发病前一个月，因为颈椎病在社区医院做了半个月的牵引和理疗。每天都坐那种椅子。”
林砚接过病历。他看得很慢，尤其是血常规和骨髓穿刺报告。窗外的夜色透过百叶窗缝隙渗进来，远处传来救护车由远及近的鸣笛声，又渐渐远去。
“染色体检查做了吗？”他问。
“做了。t(9;11)易位，典型的M5亚型遗传标记。”苏清媛放下勺子，“但问题在于，他没有家族史，没有长期化学品接触史，工作是在银行做信贷审批。”
林砚翻到职业史那页。确实，白纸黑字写着：办公室文职，无特殊环境暴露。
“另一个呢？”他问。
苏清媛递过第二份：“二十八岁女性，霍奇金淋巴瘤。发病前两个月，她在社区医院的产后康复科做盆底肌治疗。也是那种椅子。”
林砚看着那份病历。患者很年轻，孩子才四个月。病理报告上写着：结节硬化型，早期，预后良好。
但“预后良好”四个字，在这一刻显得格外苍白。
“她坐了多少次？”他问。
“病历上记录的是十次，每次半小时。”苏清媛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她丈夫昨天来急诊，说妻子确诊后一直问，是不是因为生孩子才得的病。他不敢说可能是别的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只有台灯灯泡发出的细微电流声。
林砚放下病历，看向苏清媛。在台灯的光线下，她的侧脸线条显得柔和了些，但眼底的阴影也更明显。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他问。
苏清媛沉默了几秒：“我在想，如果我们错了呢？如果这些只是巧合，如果椅子没有问题，我们这样怀疑，会不会反而让这些患者和家属更痛苦？”
这是一个医生才会有的顾虑——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，先质疑自己。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查？”林砚问。
“因为如果是真的，”苏清媛抬起眼看他，“那现在每拖延一天，就可能有更多人坐到那些椅子上。而他们中的一部分，可能会在几个月或几年后，躺在我们医院的病床上。”
林砚点头。他懂这种感受——那种“如果我早一点知道”的紧迫感。
“我下午查了文献。”林砚从自己带来的文件夹里抽出几份打印的论文，“有机磷化合物作为塑料软化剂，在高温下确实会释放挥发性成分。动物实验显示，长期吸入会影响造血干细胞的分化。”
苏清媛接过论文，快速浏览摘要：“人体数据呢？”
“几乎没有。”林砚说，“这种研究很难做。暴露剂量、时间、个体差异……而且，谁会想到去研究‘椅子’和‘白血病’的关系？”
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：一个隐藏在日常生活里的危险，比实验室里的剧毒物质更难被发现。
22:05
两人把目前收集到的七份病例摊开在桌上。都是近期发病，都在发病前一个月内频繁接触社区医院，都涉及那种“康安医疗”生产的椅子。
“共同点还有吗？”苏清媛问。
林砚拿起一支笔，在空白纸上画表格：“年龄跨度很大，从二十八到七十六岁。性别比例接近。基础疾病各异。但有一个点——”
他停下笔，看向苏清媛：“所有患者，在坐椅子时，都接受了‘热疗’功能。社区医院的记录显示，理疗师会打开椅子的加热垫，温度设置在四十到四十五度。”
苏清媛的眼睛亮了一下：“温度会加速有机物的挥发。”
“对。”林砚在表格上写下“加热”两个字，“而且，越是年老或体弱的患者，对温度的耐受越低，理疗师可能调低温度，或者缩短时间。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病，有些人暂时没事。”
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。但假设需要证据。
苏清媛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她的头发散下来，有几缕垂在脸颊边，她也没去拨开。
“林砚，”她忽然说，“你当医生这么多年，有没有遇到过……明知道有问题，但就是找不到证据的时候？”
这个问题很个人。
林砚放下笔。他看着台灯投在墙上的光影，慢慢说：“有。三年前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，爆发性心肌炎，没救回来。她父亲说她发病前一天在游泳馆游泳，怀疑是水质问题。我去查了，水质报告合格，游泳馆消毒记录完整。找不到任何问题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女孩的父亲每个月都会来医院一次，坐在心外科走廊的长椅上，什么也不说，就坐着。”林砚的声音很平静，但苏清媛听出了里面的东西，“我每次路过，都会对他点点头。他也对我点点头。我们从来不说话。”
“直到什么时候？”
“直到去年，他不再来了。”林砚说，“我不知道他是放下了，还是……只是累了。”
办公室又安静下来。这一次的安静，和刚才不同。它更柔软，也更沉重。
苏清媛看着林砚。她发现，当他不做手术、不穿白大褂的时候，脸上有一种难得的、近乎疲惫的温和。
“我也有过。”她说，“一个外卖员，送餐途中车祸，多脏器损伤。手术做了七个小时，还是没挺过来。他妻子来了，没哭没闹，就问了一句：‘他最后一单送到了吗？’”
林砚抬起头。
“我说送到了。”苏清媛继续说，“其实我不知道。但那一刻，我觉得她需要听到这个答案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我在急诊科又见过她一次。她感冒了，来开药。看见我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对我笑了笑。”苏清媛的嘴角也微微扬起，但眼里没有笑意，“她说，她丈夫最后送的那户人家，后来订外卖都会特意点她丈夫那家店，还会给好评。她说，这大概是纪念一个人的方式。”
两人沉默地对坐着。窗外的夜色更浓了，急诊科的喧嚣隐约传来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
“有时候我在想，”苏清媛轻声说，“我们每天面对这么多生死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做这份工作。”
“你想出答案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她诚实地说，“但我有一个猜测：可能是因为，在所有的无能为力之间，总还有那么几个‘做到了’的时刻。就像你今天做的那台肿瘤手术——虽然预后不好，但你给了那个三十二岁的人一次机会。”
林砚看着她。台灯的光在她眼睛里映出两个小小的光点。
“你也是。”他说，“你给很多人争取到了‘下一分钟’。”
这话很朴素，但苏清媛听懂了。急诊科医生的价值，往往就体现在那争取到的一分钟里——心肺复苏多持续一分钟，气管插管早完成一分钟，止血带多坚持一分钟。
就是那一分钟，有时候就是生死之别。
23:10
病例资料整理得差不多了。苏清媛关掉台灯，打开办公室的大灯。白光瞬间充满房间，刚才那种私密的氛围也随之消散。
“下周二疾控中心取样，”她一边收拾文件一边说，“我们需要一个人带他们去社区医院，最好是医生身份，不容易引起怀疑。”
“我去。”林砚说。
“你想好了？如果被医院知道……”
“我是心外科主任，有充分的理由去社区医院做‘医联体技术指导’。”林砚说，“而且，比起你，我得罪的人已经够多了，不怕再多几个。”
这话说得轻松，但苏清媛听出了里面的决绝。
她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着他：“林砚，这件事如果闹大，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还……”
“因为如果我不做，”林砚打断她，“等到下一个心脏肿瘤的患者躺在我手术台上，我会问自己：我本可以做点什么的，为什么没做？”
这个回答很林砚。直接，固执，带着外科医生特有的那种“解决问题”的冲动。
苏清媛没再劝。她拿出一张便签纸，写下一个地址：“这是那家生产厂家注销前的注册地址。虽然公司注销了，但厂房可能还在。如果你有机会……”
“我去看。”林砚接过便签纸，折好放进口袋。
两人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苏清媛忽然说：“等等。”
她走回办公桌，从抽屉里拿出那个薄荷糖铁盒——就是之前给林砚的那个。她打开盒子，里面已经重新装满了巧克力。
“补充点能量。”她把盒子塞进林砚手里，“你明天还有手术吧？”
“嗯。一台二次换瓣。”
“那早点休息。”
林砚握着铁盒，金属表面还带着她手掌的温度。
“苏清媛。”他叫了她的全名。
她转过身。
“如果这件事真的查实了，”林砚说，“你会害怕吗？”
这个问题很突然。苏清媛愣了一下，然后认真想了想。
“会。”她说，“但害怕不会让我停下来。”
林砚点点头。他拉开门，走廊的灯光涌进来。
“走了。”
“嗯。路上小心。”
他走出去，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。
苏清媛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。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，只有大灯发出稳定的嗡鸣。
她走到窗边，拉开百叶窗。楼下，林砚的身影出现在路灯下，正穿过小花园走向宿舍楼。
他走得很慢，背影在灯光下拉得很长。
苏清媛看了很久，直到他走进一号楼的门洞，消失不见。
她关上百叶窗，回到桌前，重新打开那份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病历。
患者的照片贴在首页：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，笑得很开心，照片背景是单位的年会舞台。
她伸出手指，轻轻碰了碰那张照片。
“再等一等。”她低声说，像在对患者说，也像在对自己说，“就快有答案了。”
窗外的城市已经沉睡。
但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，在堆积如山的病历和论文之间，一场安静的战争，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而并肩作战的两个人，在今晚的深谈之后，都清楚地知道——
他们选择的这条路，没有回头可言。
……